經典案例

從一樁人身損害賠償案來看法律的正當程序

【案情】
 
2001年10月12日,李某某與天津電信建設工程有限公司簽定協議書,由其承擔通信建設部分工程(李某某不具備相應資格),在履行過程中,李某某雇傭崔某某施工,2002年3月7日,施工過程中崔某某從電線桿上摔下致殘。崔某某遂將李某某與天津電信建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電信公司)作為共同被告訴至法院。訴訟中,崔某某撤回對電信公司的起訴,一審宣判李某某承擔全部責任。雙方不服,均上訴,后撤訴。隨之李某某訴電信公司,要求其承擔80%責任。
 
(一) 透過一審看我國必要共同訴訟制度:
     一審法院判決李某某單獨承擔全部責任,顯然違背我國的相關立法,但錯判的形成卻有著法律制度的無奈,以下將從制度與法院兩方面進行論述。
  我國在民事訴訟法第53條規定了共同訴訟制度,在立法上以訴訟標的同一或同一種類將其劃分為必要共同訴訟與普通共同訴訟。但此種劃分是否能夠適應實踐之要求,是否體現了訴訟效益的原則呢,我們試以此案略窺一二。
  在我國的共同訴訟中,普通亦或共同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但區分它們的基礎——訴訟標的“同一或同一種類”卻并非是相互排斥、涇渭分明的。“
  本案所代表的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即為典型代表。所謂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是指數個行為人事先并無意思聯絡,數個行為偶然結合,而致同一受害人損害。而在責任承擔上,應根據數個侵權人的過錯、因果聯系程度、補救措施等因素分別確定侵權人應承擔的責任比例。它不同于共同侵權。共同侵權中的“共同”的應有含義為 :首先,侵權人間應負有相同的注意義務;其次,各侵權人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結果均應有預見;最后,在結果承擔中,各侵權人應負不可分割的連帶責任。而在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中,當事人無法預見自己的行為將與他人行為相結合而發生損害后果 。
  在我國相關民事立法中,雖然沒有對此類侵權明確化,但在民法典起草中多有爭論,而且明確體現于司法解釋中。在03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已對其類型化。在本解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了共同侵權行為,而在第二款,“二人以上沒有共同故意或共同過失,但其分別實施的數個行為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應當根據責任大小或原因比例各自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將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從共同侵權行為中分離出來,在責任形式上確定了獨立的內部責任歸則原則。但在其外部責任的確定上,從各國立法例來看,出于對受害者的保護,一般均要求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由此可見,司法解釋第11條關于“發包人、分包人對接受業務的雇主不具備相應資格存在過錯,雇員發生安全生產事故,應與雇主承擔連帶責任”,這種連帶責任應僅適用于外部責任,對內仍適用第三條第二款的一般規定承擔按份責任。
  可見,在實體法中,已確實出現了介于“同一標的”和“同一種類標的”中的第三者。一方面,在各侵權人間,基于一個具有牽連性的法律事實,法院需要對其作出合一確定的法律關系的判斷,各侵權人對標的也有著此消彼長的牽連;但另一方面,各侵權人卻獨立適格,根據比例承擔義務,享有獨立的訴權。
  但在程序上,我國并無與之相應的訴訟法可循。過分強調訴訟標的同一性,排斥了許多將相互關聯的法律關系一并處理的可能,從而也違反了訴訟經濟的目的。
  而借鑒國外立法,則將必要共同訴訟區分為真正的必要共同訴訟和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真正的必要共同訴訟,要求數人必須共同起訴或被訴方視為主體適格,且訴訟標的之法律關系合一,美國同時規定法院具有強制合并審理的權力,其近于我國現行的共同訴訟制度。而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各當事人均享有獨立的訴權,可以選擇共同訴訟或單獨訴訟,但單獨訴訟的后果仍及于其他人,不過其他人仍可再行起訴或應訴。
  從本案來看,作為無意思聯絡的數人侵權行為,在我國相關制度缺失的情況下,從對受害人的保護、查明事實徹底解決糾紛、保證各侵權人間責任承擔的公平性考慮,發揮法院的職權作用,將李某某和電信公司作為必要共同訴訟人更為妥當。而法院的誤判,不僅導致了“李某某訴電信公司”這個本不必要的訴訟的發生,而且違背了“責任自負”的基本原則。正當的程序是正當結果的必要前提,欠缺程序的保障,結果也只是“毒樹之果”。
 
  (二)從李某某再訴看“一事不再理”
  “一事不再理”是訴訟中普遍遵循的規則。從法理上是出于維護法律權威和法律關系穩定性的考慮;在訴訟中,它還具有訴訟經濟的意義;而實踐中,它更可避免因對一個生效判決的重審而動搖以此為基礎建立的一系列新的法律關系,在客觀上維護了交易安全。
  但何為“一事”,卻不是輕而易舉確定的。從訴訟法角度講,“事”并非生活中相互關聯的事實,而是由訴的理論為根據。
  所謂訴,即當事人權利義務發生爭議,向人民法院提出的保護其權益的請求。它既包括啟動訴訟程序的請求——程序意義上的訴;也包含維護其權益的請求——實體意義上的訴。訴的特點在于它體現了當事人與法院而非其他當事人間的法律關系。對于訴的要素卻是眾說紛紜,“二要素說”以訴的標的和訴的理由為依據;“三要素說”認為還應包含訴的主體。但訴的標的是使訴特定化的關鍵是無法否認的。而訴的標的也是確定“一事”的核心。但至今,訴的標的理論仍是民訴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訴的標的理論是隨訴訟法理念的更新而推陳出新的。
  在傳統訴的標的理論中,認為程序法依附于實體法,因此訴的標的也以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為根據。即每一個實體請求權分別對應著一個訴。但此種理論無法解決請求權競合問題。例如,缺陷產品致人傷害案件中,當事人便可根據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分別提起兩個獨立之訴。
  為解決請求權競合問題,法學界提出新的訴的標的理論,將其完全獨立于實體法。首先,是以訴的聲明和訴的理由為要素的二分支說,即二者同一為一訴,其中之一為多數即成立數個獨立之訴。而“訴的理由”并非是實體法依據,而是生活中的客觀事實。如產品責任案件中,訴的理由是致人傷害的事實,訴的聲明是請求賠償。但此理論面對基于不同事實而要求同一給付時卻束手無措。這個缺陷最為極端的體現在一件離婚案中。當事人依據“虐待、感情破裂、遺棄”的事實先后提起數個訴訟,但結果都是“解除婚姻關系”。隨后,以訴的聲明為要件的一分支說被普遍接受,它完全成為脫離于實體法的空中樓閣。但它同樣無法解釋以貨幣等種類物為訴請的案件中訴的區分問題。比如,當事人被拖欠貨款同時又被同一債務人借相同數目的款項,那么對于當事人的主張就無法確定究竟是基于哪個法律關系而產生的訴。
  在此之后,人們逐漸認識到程序法與訴訟法間相互依賴,無法分割。于是,出現了將實體法與程序法結合的新實體法說。但仍無法得到普遍認同,且在實踐中漏洞百出。
  中國的民訴理論,將訴的標的與理由分離出來,但總體沿襲了二分之說。但在確定訴的標的時,我們繼受了蘇聯的理論,將訴的標的定義為“請求法院裁判的法律關系”。但由于我國訴訟法上訴的合并制度仍不完善,從而使許多具有牽連性但基于不同法律關系的案件被排斥在外。另一方面,法律關系說顯然是針對給付之訴,對于“確認之訴”,法律關系處于非正常狀態,按此理論也就不存在訴訟標的了。但給付之訴畢竟是絕對多數的訴訟種類,因此法律關系說仍為我國立法的主流觀點,也是法律實務中所認同的觀點。
  但更多人認為,每一種訴的理論只能適用于一定的范圍,因此更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標準。以“方便查明事實,解決民事糾紛,達到訴訟效益”作為最終衡量標準。
  回到本案中,李某某的再訴顯然應成立一個獨立之訴,并不適用“一事不再理”的規則。李某某與電信公司間的法律關系無論在主體、客體、權利義務關系上都顯然區別于其與崔某某間的關系。這兩個法律關系只能說具有事實上的牽連性。
 
2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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